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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做饭、代收垃圾、收纳整理……“懒人经济”市场火爆******

　　上门做饭、代收垃圾、收纳整理……

　　“懒人经济”市场火爆，务工者迎就业新机遇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李冉

　　不想打扫卫生，又希望家中干净整洁；不想做饭，又想在家里吃到可口的饭菜……由于生活压力的加重、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人倾向于花钱“买服务”来提升生活幸福指数，“懒人经济”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今年春节期间，上门做饭等服务更是异常火爆。

　　随着“懒人经济”的快速发展，衍生出了许多新兴的行业，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就业热潮，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遇。

　　“懒人经济”愈发火热

　　来自山东潍坊农村的85后王岳，已拥有3年“跑龄”。据他介绍，外卖跑腿，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接单跑活，为用户提供一对一服务，每单的平均配送时间大约在30分钟左右，一天大约跑十几单，一个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时间上可控且比较自由。

　　随着“懒人经济”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跑腿送货、上门做饭成了农民工就业、打拼的新方向。王岳告诉记者，他刚接触这个行业时，周围从业者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当下，跑腿从业人员趋于年轻化，不少农民工选择加入“跑腿”行业，上手快，入行简单，时间可控，只要吃苦耐劳，收入水平可观。

　　在互联网经济的助力下，一批新兴的针对“懒人”的服务行业正在加速发展。农民工群体不断为“懒人经济”涌入新鲜血液，一方面可以通过“懒人经济”催生的新职业找到合适自己的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挖掘新需求，为自己寻找发展的新机遇。

　　“我之前一直在餐厅做服务员，经常需要凌晨才能下班。后来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家政行业，感觉市场需求很大，我便转行进入了家政服务业。”来自黑龙江鹤岗的90后黄凤告诉记者，转行家政后，她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学习清洗油烟机、清洗地暖等细分服务所需要的技能，成为金牌家政服务员，找她的顾客越来越多。

　　“懒人经济”的版图不断扩大

　　“花钱买便利”的背后，是社会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分工不断走向精细化、专业化。“懒人经济”不仅提供了效率与便利，还促进了社会分工细化和消费转型。以“懒人经济”衍生出来的各种便捷服务为切入点，收纳整理师、上门美甲师、遛狗师、代收垃圾网约工、上门做饭钟点工等新职业不断涌现，涉及外卖、家政、美妆、按摩等领域。这些前所未闻的便利服务，如今早已屡见不鲜。

　　为了追赶“懒人经济”的红利，相关家政行业紧抓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提供的服务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将家庭服务品类层层细分。

　　“以保洁为例，我们除了提供日常家务保洁外，还增加了收纳整理、软装除螨清洁、冰箱等家庭电器消毒清洁细分等服务。为让更多家庭享受高品质生活，我们逐步向育儿、营养、家教、护理、保健等全方位服务扩展。”来自山东青岛的家政公司负责人刘韬向记者介绍。

　　从市场形势看，市场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呈多元化发展，给农民工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就业空间。据相关数据显示，家政行业平均工资持增长态势，2021年家政行业平均工资为6972元，相比2020年增长了约21.2%，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以农村妇女为主，40岁以上人群居多。与此同时，家政行业职业稳定性强，知识型家政阿姨高薪日渐走俏。

　　各方权益保护应成关注要点

　　“懒人经济”目前处于飞速增长的时期，消费者的习惯已基本养成，大多数用户追求的并不是“一次性”服务，更多的开始要求定期上门服务。相关专家表示，对于从业者而言，既要面临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又要适应新业态、新岗位和新工作模式所带来的技术更新要求，“进入新兴职业一定要清晰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想要从事的新兴职业的成长前景与发展空间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慎重的选择。”

　　刘韬认为，“现在大多数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存在‘短板’，制约了家政服务质量的提高。因此，公司为从业人员增加了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实操练习，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文化知识、健康习惯、专业知识等技能提升，还可以通过考取职业资格证等方式来增加收入。”

　　“懒人”服务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仍面临消费者抱怨服务体验不佳、服务态度不好等售后问题。不少消费者也担忧，上门服务意味着要让陌生人进入家中，隐私等诸多安全性问题也不容忽视。

　　业内人士认为，各方的权益保护应该成为关注要点。一方面，消费者应当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通过正规渠道或经营规范、信誉较好的平台选择服务。另一方面，对于上门类的从业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该保存好服务证据，以免产生纠纷。此外，提供上门服务的平台应提前对上门服务人员资料进行严格审核，消费者也有权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进行评价，相关评价与服务人员的服务信用挂钩。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随着儒学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自是要谨重万分。显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火德，尚赤）也。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