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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中国总裁：中国民用飞机市场未来更具潜力******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7日电 题：波音中国总裁：中国民用飞机市场未来更具潜力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波音最大的海外民用飞机市场，而且在未来更具潜力。”近日，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Sherry Carbary)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称，非常看好中国民用飞机市场前景。
谢利嘉称，民用航空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之一，也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至今，波音已经向中国的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用户交付了超过2000架飞机。波音预测未来20年中国民航业将需要引进近8500架新的民用飞机。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波音公司进入中国刚好50周年，波音是如何服务中国高速发展的航空市场的？未来将如何匹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谢利嘉：波音与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1972年，中国民航订购了首批10架波音707飞机来更新机队并开拓国际航线网络，此举标志着波音飞机进入中国市场。
自从1972年以来，我们非常自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于波音而言，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如今，中国航空制造业参与了所有波音在产民用飞机机型的制造，包括737、747、767、777和787梦想飞机。目前，飞行在世界各地的超过10000架波音飞机上都采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这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取得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持续拓展坚实而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迄今已经涵盖了飞机制造与运营的全生命周期，包括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飞机完工和交付、飞机改装与维修，以及航空服务等各个领域。
着眼未来，波音积极投资启迪未来的航空业人才。波音在2009年启动了“放飞梦想”航空科普教育项目，旨在激发中国青少年对航空的兴趣，从而可以在未来投身航空产业。十多年来，已经有来自中国14个省市区的超过14万名学生和数千名教师参与其中。2017年开始，这个项目又通过在线课程和线下活动并举的方式惠及了更多偏远地区的师生。
中新财经：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新发展将为波音等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谢利嘉：民用航空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之一，也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50年来，波音公司一直致力于向中国交付业界领先的高效节能的飞机。
我们于1973年向中国交付了第一架707飞机，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相匹配，50年以来，我们已经向中国的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用户交付了超过2000架民用飞机，第一批1000架飞机的交付耗时40年，而第二批1000架飞机的交付仅仅用了5年多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波音最大的海外民用飞机市场，而且在未来更具潜力。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成为美国以外的波音最大的民用飞机市场。波音对中国民用航空市场有哪些展望，会有哪些投入？
谢利嘉：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2022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未来20年中国民航业将需要引进近8500架新的民用飞机，同时，中国将需要价值超过5450亿美元的民用航空服务用来支持民航机队的这一巨大发展。波音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世界级水平的产品和服务来帮助满足中国民航业的未来需求。
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商业和快递业是一个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在此背景下，波音于2016年在合资企业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有限公司启动了737-800波音改装货机(BCF)项目，将退役客机改装成为货机，一方面延长飞机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助力民航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这个项目在中国已经设立了十多条改装线并交付了超过100架飞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中新财经：您提到，目前超过10000架飞行在世界各地的波音飞机上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在产业链协同、高质量航空复合材料生产方面，波音如何在中国市场实现进一步的共赢？
谢利嘉：波音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多家成员单位和中国商飞旗下上海飞机制造公司都建立了飞机零部件生产合作关系。可以说，波音飞机的成功，也是中国航空制造业的成功。
天津波音复合材料公司是波音首个在华合资企业，也是我们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开展合作的一个典范。该企业主要开展高质量航空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及装配业务，其中包括主结构件、次受力结构件与内饰件，迄今已经交付了超过160万件产品。目前，天津波音正在进行三期扩建，以期进一步提升产能。
波音还与航空工业集团合作成立了制造创新中心，迄今已经向超过10000名波音在中国的供应商员工提供了培训，以帮助供应商实现首批质量过关，并确保生产体系的稳健和高安全水平。(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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